这是2023年2月到3月期间我在喜马拉雅上听的有声书,听到了第232节。但是之后没有听下去。
一、内容简介
这本书是非常典型的重生式男主爽文。故事背景设立在1950年代的香港。主角是一位白手起家的18岁年青男子,名字叫宋天耀。起先宋天耀应聘为潮州商会会长褚耀宗的二公子,利康药品商行的老板褚孝信的秘书。接着他在各方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借力打力、挑拨离间、借刀杀人,办了三件重要的事情。
一是从章家所掌握的欧洲海岸公司手中夺得了若干家西方主要医药公司的香港及东南亚的代理权。使利康公司真正成为在香港一要行业中掌握垄断地位的商人。
与此同时,他促进了香港乐施会的成立。为褚孝信赢得了太平绅士的称号。
二是创办了一家假发公司,使用了一连串的手段,夺得了香港假发行业的英美代销权。
三是收购希慎置业。通过炒作股票,栽赃陷害希慎置业原本的大股东利家贩运马来西亚橡胶种子,成功掌握了希慎置业的控股权。
除了办理这三件大事之外,还熟练运用其才能,办理了一系列小事。包括为了给他祖父宋成蹊先生脱罪。是由是他祖父为其老友报仇,杀光了一家挂着救济院牌子,实际上抽取穷困无靠的老幼鲜血的杀人工厂的英国老板和职工。
并以此为跳板,为他的庇护人所创办的乐施会夺得了香港中心血站的业务。
此外,还结交了何英东、贺鸿燊、陈裕彤等一批日后要成长为亚洲教父级别的后起之秀。和澳门的贺贤、罗保等人物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真是顺风顺水、白手起家做出了一番大事业。
这虽然是一部网络小说,但是它有着史诗般的气质。如果刨除掉宋天耀这一人物形象的虚构性,那其实这个形象凝结了二战后在港澳崛起的一批“亚洲教父”。因为本书中宋天耀这个虚构人物的发家史也可以从《亚洲教父》这本书中所披露的实情得到印证。不仅如此,正如本书卷首语所说,本书描绘了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五十年代的香港。借由宋天耀这个人物,我们有幸看到了香港上自港英当局、下到贩夫走卒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活。
二、书中人物简介
一是港英当局和英国商人。本书描绘了香港重光后,重回香港执政的港督葛量洪 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为首的港府上层统治集团,重点介绍了工商业处长石智益、代表港督利益的葛慕莲、警务处处长等人。尤其是石智益(Patrick
Manson查无此人、应该是虚构的)这个角色,老谋深算、城府极深,始终处于幕后牵线人的地位,不动声色地把事情办成,为自己、为上司攫取利益。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商人。本书介绍了怡和和汇丰两大势力在香港的角力争斗,也介绍了面临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大转向的应对策略。尤其重点描绘了沈弼 Michael Graham Ruddock Sandberg(现实人物)如何审时度势,取代了 以Sir Arthur Morse(现实人物)为代表的老一代汇丰人,为汇丰开辟新事业。通过对上面两位先生的描写,让我们知道英国是如何在1945年到1957年期间,维持住在香港的统治的。
第二个层次是高等华人。这里主要指的是各类商会的领袖人物。包括潮汕商会、香港五邑工商总会(这两个组织都是真实存在的)的商会会长。以及在小说的商业竞争中被击败的从事西药业的章家(人物原型为张祝珊的四个儿子),从事房地产业、汽水灌装业的林家(人物原型为利希慎的七个儿子)。此外还有马来卢家(陆佑家族)、永安顾家(即永安郭家)、东亚银行简东浦等等。因为作者参考了大量史料,所以对这些人物的发迹史都有相当精彩的描写。比如号称林欺神的利希慎、收紧腰带创办东亚银行的简东浦,九死一生的一代巨头陆佑……说句实话,这些真实存在的人物的眼光、心胸、手腕比起虚构的宋天耀可能更加厉害。
第三个层次是小工厂主和工商业者。这个层次主要的人物包括在药品代理权争夺中出场的西药商行和积极投资假发业的众多商人。这批商人小有资本,但在港英的特许经营制度和华人的商会制度下往往不得施展。虽然在本书中他们经常被宋天耀所折辱、所侵吞。但其实他们有许多优点,比如市场嗅觉敏锐、勤奋肯干。例如唐家看到宋天耀投资假发行业,立即下重金杀入假发业,一位少爷日夜盯在厂房上,跟踪厂房改造项目。而这个层次的商人将在即将开始的香港经济繁荣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第四个层次是香港警察。这个层次无疑是整本书中叙述最完备、形象最鲜明的群体。本书通过种种情节设计,比如香港警察如何查案办案,打扫赌档,与社团之间的倾轧勾结,将1950年代香港警察团体权力结构,利益分配、内部矛盾写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它和其他所有群体都有关系,所以它的出场也最多。这个警察群体中的每一代人,比如战前一代的姚木、现在正当权的刘福、 即将上位的四大探长:吕乐的谋划长远、心机深沉,颜雄的心狠手辣、飞扬跋扈,蓝刚的玩世不恭、心思细腻,都表现得栩栩如生。这个团体即将挣脱地域歧视与不合,形成一个权势熏天、利益极大的团体。
第五个群体是社团。这一块的内容比较复杂。首先要讲社团的经济来源和基本模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各大社团依靠垄断码头搬运。成为各地方商会的爪牙羽翼。小社团则依靠垄断某一片区内的黄赌毒生意。此外还有像和安乐这样的组织,其主要势力来源于汽水工厂。其二讲社团的组织架构。各社团虽略有不同。但基本可以分为龙头高层、各堂口的中层干部和普通的打手和帮会成员。其三是社团的外部压力。其中包括李裁法为代表为上海青帮残余分子和以葛肇煌为代表的14K这两个外来社团要在香港扎根。此外还有各社团之间的争斗,新的财路的开辟等。总之江湖不是打打杀杀,而是生意。
第六个群体是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包括受过在香港出生,受过英式高等教育、目前做秘书,将来准备当职业经理人的江永恩、从上海逃难到香港的罗转坤这样优秀的股票操盘手。这个群体在20世纪50年代还比较小,但是随着香港经济腾飞,这批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势力会越来越高。比如作者在本书中写到江永恩所属的秘书公会时,就指出1980年代香港一位极为有名的大企业家邓莲如女男爵也短暂加入过该公会。
第七个群体是普通工人。
其上层是扮演工人领袖角色的制造业总工会主席,建造业工会的委员等人物。他们一方面成功利用了港英政府治下的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为贫苦无依的工人争得一点权利。另一方面,又始终保持着斗争的尺度,用一些“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手段为自己攫取诸如双薪、安排亲戚进厂、得到一些资方紧贴的实际好处。正如本书中对一位工会主席的描写,“手上确实有老茧,不过已经是很多年前的老茧”了。
其下层是普通工人。他们因受内地战乱的影响,逃难到香港,举目无亲、入厂做工、聊以维生。其中青壮年男性一般去码头做搬运工。女性也必须工作,就进入玩具厂、假发厂等地方工作。
第八个群体是社会边缘人。其中既包括像这样行骗失败的老骗子。也包括寄居九龙城寨、在宋成蹊所庇佑下的老弱病残。本书中最让我佩服的情节是,宋成蹊接受了一人济穷、坐吃山空,派员进入假救济院却致人丧命的教训。他组织起老幼、借了本钱,办起了酒楼。
而这本书就以宋天耀为主角。把各个层次的数十个人物串联了起来,绘制了一幅香港五十年代初期的众生相。
(一)冷战带来的矛盾
本书最明显最大的矛盾就是冷战。香港处于冷战最前沿。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的禁运。香港意外成为了严密封锁上一个极为难得的透气孔。而“禁运”作为本书商战的最大背景,既是雷英东致富的途径,同样也是本书主人公宋天耀所实施的西药转口贸易、假发制作、希慎置业的股票争夺,最大的胜负手就在于对于禁运政策的充分利用。
而这一争夺中,又体现了美英立场的一致性和微妙的差别。一致性在于,美英在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上利益是一致的,香港作为冷战最前沿,既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是美国重要的桥头堡。差别性在于,美国的目标在于削弱英国殖民地,将英国的势力逐步驱逐出东南亚地区。而英国特别是港英当局为了能够保住香港,也必须要对美国方面所提的相关要求阳奉阴违。
在中美两国的夹缝中,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是相当富有挑战性的。从经济上来讲,香港作为转口港的地位已经丧失,大英帝国在印度、马来亚的统治相继结束,香港的初级加工业也面临着日本极其剧烈的竞争。从政治上来讲,葛量洪正确地认识到杨慕琦计划行不通,香港问题不是殖民地问题,而是外交问题,归根结底是中英关系问题。因此即使北京没收了以汇丰、怡和为代表的英资资产,英国始终以代表处的形式保持与北京的直接联系,葛量洪也以私人身份晋京拜见首辅。也在与北京的接触中,逐步找到了两者关系的平衡点,为香港平稳发展提过了最重要的前提。用书中雷英东的话说,“船行够了,要买楼上岸了”。而宋天耀反问,“是不是北方有人给你吃了定心丸了”。
英国政府这种在双方高压下依然维持对香港统治的艺术和技术,充分展现了不愧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圆滑与高超。
(二)港英当局与高等华人
从殖民地高等华人来讲,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港英当局在香港设置了天花板,在政治上,在港华人难以成为议员甚至是高等级公务员。当然以港督为首的统治集团,也通过各种渠道与在港的富商大贾通声气,但毕竟在港华人缺乏实质性的参政权。像卢文锦这样的人物极少,乃至Justice of Peace这样的协助治安官都已经是很高的职位了。在经济上,如这本小说描述得那样,很多利润丰厚的生意在英国人俱乐部里就决定了,再加上许多行业实施特许经营制,在港华人难以置喙。在司法上,虽然港英当局仅在商法和一部分刑事上实施英国法制,在民法上尊重华人习惯法、乃至还实施“大清律例”。但是这种缝合制的法律毕竟也总有冲突。比如本书中港英当局中一部分人士、部分进步人士和华人巨商大贾之间就“妹仔”制度进行斗争就是一个例子。
由于种种原因,高等华人的区别心重,对于“自己是个中国人”的意识就格外强烈。比如结社、创办华人自己的慈善乃至是社会福利机构、坚持给自己的子侄开展中文教育等。
但是另一方面,港英当局与高等华人之间利益又是一致的。由于港英当局长期统治形成的商业法治环境,为经商提供了远超中国大陆的良好环境。而两岸掌权者对于私有财产和人权的漠视,更让其感到恐惧。因此,虽然是在港英当局治下当“二等公民”,但高等华人也难以舍弃。因此双方既有对立,又有很深的合作。
(三)本地人与上海人之间的矛盾
自大陆解放后,上海极少数的不法商人逃亡香港,希冀继续在这里挥舞金钱魔杖,呼风唤雨、大发横财。比如1949年其掀起的炒金风潮,就是在港英当局和广东华商的默契配合下,被击败的。大体方法是港英当局大放消息,摆出要从南美调黄金;广东华商明吸暗抛,从而让上海不法商人大败亏输。
在本书中,展示这一个过程最鲜明的是李裁法的丽池夜总会昙花一现地由盛转衰。而本书250节左右广东与上海两大船帮的斗争更是这一矛盾更为直接的体现。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这一批上海人逐步归化为香港人,为香港带来了资本、技术特别是管理经验。
(四)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矛盾
二战在20世纪历史中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二战后的一代人可能是成长期间经历过香港被日寇占领的惨痛经历、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现代教育等原因,而且往往去美国读过工商管理等专业,学成之后回到香港,自然更加重视个人利益和奋斗,而不再甘心成为本家族内掌权者的棋子。虽然本书中两位失败者章家的四公子、林家的五公子都是这样的打算,不论是编制香港股票指数、还是利用内部消息对敲,确实也展现了不俗的手腕。虽然最后在利益的搏斗中成为了牺牲品和失败者。但毕竟也曾努力奋斗过。
除了家族内部的异己,也有家族外部的觊觎者。最大的代表自然是本书中提及的宋天耀、雷英东、贺鸿燊、郑裕彤等人。这批人崛起于战后,牢牢把握住了位于冷战最前沿的香港机会,“富贵险中求”,从向大陆走私药品等紧缺物资过程中攫取到自己的第一桶金。虽然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已经成为了“亚洲教父”这样的“恶龙”,但他们也曾经是敢于开创自己一番事业的“勇士”。
(五)两岸之间的矛盾
本书到232节之后,又有两条线引入,一条是泰国来的失意军阀,想要开展麻醉品贸易;另一条就是把两航起义挪后了几年。两航起义自然标志着国共两党的斗争,又要在香港继续开展下去了,而且将以双十暴动公开化、激烈化。但是很显然,作者已经写到1953年年初了,再继续写下去,就要牵涉到越来越复杂的历史问题。所以本书就在这里煞了尾了。
因为我是趴着听完的,没有看过原文。而且要读这本书,要先读很多书。我也没有这样的精力。所以也只能随便写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