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经济学思维,拓宽政府投资项目绩效管理思路

通过阅读《薛兆丰经济学讲义》,我感到经济学所解释和预测的社会现象极为广泛,而伟大的经济学家总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提炼基本的概念,并搭建出可靠的模型,以此为基础解释内在机理、预测情势变化,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于相关的政策建议,无论是消费者、劳动者、各类生产要素的持有者、厂商、政府都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

阅读本书,我对于目前雇主所开展的政府投资项目绩效管理有了一点新的任务。不揣浅陋,和大家分享一下:

政府投资项目绩效管理是指以项目预算为对象,以政府项目实施所带来的产出作为主要内容,以促进预算单位完成特定工作任务为目标所开展的绩效管理活动。

目前开展项目绩效管理,普遍的做法是制定一整套绩效目标体系指标,从项目的产出(工程量、时效、成本),项目的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受众满意度等方面设定评分标准。接着按照这套评分标准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控。在项目结束后,对照这套系统对项目开展评价,得出一个综合分数。

采取这样的绩效管理指标设计方法,有它全面细致,能准确反映项目的方方面面,而且能和财政政策的绩效管理、部门、乃至整个政府的绩效管理一脉相承。现在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绩效指标构建较为困难,各个指标的权重难以设置,而且难以从各个方面横向比较。我觉得运用薛老师本书中所提及的经济学思维,可能对于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管理有新的思路。

(一)运用拥堵费,来衡量道路修建的价值本书中提及的部分公共产品只能在有限范围内使用。

例如本书中提及对于交通主干道,可以使用拥堵费来减少区域拥堵。如果把拥堵费作为道桥绩效的一种表征,那么能收取的拥堵费越高,也就证明道路能够为通行者节约这笔费用。我觉得这也可以被视作道路的“绩效”。

(二)运用教育券,来衡量校舍修建类项目的绩效。

与道路项目具有位置上的排他性,即不同道路的重要性随区位不同难以比较相反,各类中小学房舍修建的绩效还是可以比较的。如果采取给每名少年儿童发放教育券的方法,让其选择中小学。那么收教育券越多的学校就越有投资价值。教育券收得越多,就可以向政府申请相当比例的费用用于改善校舍。也就是说可以用绩效来反向定位投资。而对于收入教育券少的学校,可以申请一定比例的教育券专项“贷款”。约定一定时限后,等到学校办学质量提高,教育券的收入增多,就可以用教育券来归还这一部分贷款。

(三)运用投资代建模式,衡量社会公益类项目的确切绩效

比如把商业地块出让和建设一座美术馆的要求捆绑起来,这样在地块出让的同时开展美术馆的代建招标,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方案。

(四)广泛开展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交易,衡量环保绩效。

比如对于垃圾发电厂这样的项目,目前采取的是每吨计量的垃圾处理量予以补贴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同样的,其他的环境绿化项目,也应该可以用它在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交易中收益,来分辨环保项目的绩效。

(五)运用期货与保险的机制,来评估水利项目绩效。

本书中有一个例子,运用期货市场来预测恐怖袭击。我想,如果把一个城市的洪灾风险打包成为一份份期货合同,然后在市场上销售。那么如果一个城市的水利设施不足,水灾风险越严重,那么肯定会被看多。如果这个城市开展水利建设,发生洪灾的风险下降,这份期货合同的价值就会下降。这样就可以用保险期货的价格变化来衡量一个时期水利建设的绩效。

以上的分析是比较粗糙的,而且可能对于单个城市很难开展这样的机制建设。但我觉得如果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可能使得不同类型、不同作用的政府投资类项目能够被纳入到统一的价格分析平台下。这样对于合理调配有限的财政资金和债券资金,既能改进城市面貌,也能避免过大的债务负担影响到城市财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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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个人部分)

作为一名劳动者,要摆正自己在经济生活中的位置。本书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详细论证了不同的生产要素持有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对收益分配的方式不一致。大体上来说,劳动力的利益要向资本利益看齐,通用资源的所有者应当向专用资源所有者看齐,固定收入者应当向剩余索取者看齐。男女同工同酬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影响就业的。失业很大程度上源于失业者自身不愿意就业。至于说罢工,那更是破坏劳资双方互信,破坏“神圣的契约”的。通过上述分析,企业中并不存在压迫与剥削,公平圣洁如五月花号。

而作为一名劳动者,就应当始终保持“狮子山下”精神,不断学习各种技能、迎接各种挑战、提升自我,努力保持不失业,争取多赚一点钱。作为一名消费者,就应当始终坚信“价高者得”的信条融入到信念中。本书中运用价格机制来分配资源是刺激供给、规范需求最好的办法。让价格来释放出最为明确的信号,这样什么情况都会理顺,火车票只是一件小事,住房、医疗、教育、养老都能够理得明明白白。

作为一名竞争力不强的消费者,第一是要有长远的打算,节制欲望;第二是多赚钱,用更高的兑价买下来。作为一名个人,应当摆正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努力提高自己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竞争力,不要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被淘汰出局。

如果读了这么厚的一本经济学讲义,就得出“要努力、要努力、我要成为万人迷”这样的道德规训,我觉得自己的消费者剩余很少。还是应该想办法得出一点别的经验和思维方式。所以我想再写一点别的,要不然退步太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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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性别:改变美国女性职场环境的十个案件》读后感

《因为性别:改变美国女性职场环境的十个案件》是美国律师吉迪恩·托马斯撰写的美国司法案例集。本书讲述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明确规定禁止歧视妇女就业的条款后,从1967年到2015的十起里程碑式典型案例。由于美国施行普通法系,所以司法实践是使这一条款得到落实的关键。有了这些案例,后面的案子依例而判,才使得美国女性能够获得更加平等的就业权。最终改善了美国女性的职场环境。

这10起案件所争论的焦点包括:

1.是否允许招聘条件拒绝特定情况的女性、而不拒绝有同样特定情况的男性。(比如不招聘有学龄前子女的女性、而可以招聘有学龄前子女的男性);

2.是否允许明显排除女性的条款(比如身高要达到多少、体重要达到多少);

3.由于女性平均寿命长,是否允许在退休金计划中纳入歧视性条款;

4.管理人员实施性骚扰、雇主是否应该负责;

5.女性是否因具有咄咄逼人的领导层潜质(bossy)而缺乏“女性的温柔”,所以无法被纳入合伙人;

6.能否因女性(部分可能会怀孕)而不允许参加有毒有害工种;

7.能否因女性休产假而将其降格使用;

8.如果女性受到影响工作状态的言语性挑逗和性骚扰,可否被认为存在歧视;

9.如何界定女性因投诉性别歧视而受到报复;

10.女性能否因怀孕同样享受其他“一段时间内无法正常工作的”福利待遇。

这10个问题的争论和定论,往往依赖当事人、律师、民权组织、工会、媒体短则四到五年,长至八到十年的反复论争。这个过程是极为艰苦的。一是流程复杂。从联邦初审法庭到巡回上诉法庭,直到有千分之七的几率被授予调卷令,从而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由于普通法讲求程序,长时间高强度的证据搜集、证据开示、开庭陈词、交叉讯问、结案陈词,当事人都受到很大压力。二是费用高昂。证据搜集、律师费用、误工费用都是极高的。因此这种司法实践都依赖于普通人的坚持不懈,让我感到佩服。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她们(指当事人)的名字无人提及、她们的所得甚微、但她们的贡献巨大”。

读完本书,我有如下几点感受:

一、重要的是逻辑。比如本书的十个讨论议题,大前提是一致的“在职场中对女性区别对待即为违法”。但是小前提:“雇主的行为是否是区别对待女性”。这才是控辩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而本书精微细致、最能展现能力的就在于此。而依靠理性与事实,而不是诉诸于权威与情感,正是推动真正平等的依靠。否则的话,再好的法令与言辞也是难以实现的。

二、事情好像滚雪球,总要费劲去推动。20世纪60年代,联邦法院系统内还没有女法官。可到了2015年,最高法院9人中已有3名女性大法官。这才使得当事人有了“我要把你告到奥康纳那里去”的勇气。在1975年当事人争取成为阿拉巴马州狱警的时候,阿拉巴马州当时还没有女狱警、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阿拉巴马州已经有部分女性狱警。在70年代女性孤立少援,甚至在自家草坪上被人放置燃烧的十字架。21世纪初,怀孕女性权益团体就能在联邦最高法院前集会支持当事人。一个人去做、一群人去做,把特例变成惯例,让惯例成为不可剥夺乃至不可侵犯的权利。

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巨大。在资中筠女士的《美国十讲》中,系统介绍了非政府组织在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到的巨大作用。我觉得资中筠研究员的观察和分析是很准确的。我国去年在metoo运动和林奕含女士的影响下,也有一批女性挺身而出,控告男性性骚扰者。比如诉徐钢案、诉朱军案,由于控诉双方力量的巨大差距,由于传播学的客观规律以及外在不可抗力,都没能把事情推前一步。我想就像寻找失踪儿童的团体一样,只能慢慢结成团体,一点一点互助、一起一起去做,采用法律咨询、廉价诉讼、以及结合中国国情用中国的办法,而不是在十年后依然说着十年前的故事。

最后我觉得不要迷惑于言辞,而要去追求实利。诚如本书中一名当事人所声明的,我来参加女权主义运动,不是要来当众焚烧文胸,而是为了获得一份工作。我们中国城市中上层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很大程度上依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少出生3400万女性,同时家庭将大量的教育资源倾注在唯一的女孩身上。这如同巨大的潮流,会涨也就会贴。现在推行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生育就在眼前。从我个人的日常观察来看,家庭资源倾向于小儿子的态势较为明显。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时代的变化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如果像黄金十年的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一样,认为伦巴舞永远跳不到尽头,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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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简要笔记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1948年一个专栏文字的合集。费先生在这本书中从“乡土社会”这样一个基本概念出发,逐步建立两条基本假设:

1.乡土社会中的人员是守于斯土、而不便于自由迁徙的。

2.乡土社会中的人依托的生产是小农经济。

从这个基本概念和两条基本假设出发,推出描述乡土社会中一系列现象和机理的重要模型。不仅如此,费先生将乡土社会和现代化社会(混凝土社会)的各种模型进行了逐一对比,从对比中更加清晰地展现乡土社会的特性:

鉴于乡土社会的固有特性,特别是生存(一个村庄要熬过旱灾、水灾、土匪、兵灾),生育(人口太少,支撑不了生产;人口太多,粮食不够吃),生产(小农式家庭生产,就算是养蚕的人家,也很难合作),导致乡土社会内部有很强的稳定性和生命力。比如本书提及,汉族居民在内蒙古草原依然开荒、在云南还是作梯田。又比如福建、广东、四川的客家人,在当地住了几百年,可依然是“外乡人”。又比如几家人聚族而居,大家换成同一个姓共同居住。明明是一个祖先,分出两支,然后各自成立自己的家族。凡此种种,都能用乡土社会这个模型加以说明。

正由于乡土社会是与在中国的生存、生产、生育密切相关,这就使得予以改革愈发困难。在民国之后, 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从而医治农民的 “愚贫弱私”四大病,这是晏阳初、梁漱溟等先贤的理想、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即使是费孝通先生自己一位学者,也一生关注着吴江蚕茧丝绸生产。至于以柏格里先生改造贵州石坎村的事业更是可歌可泣。但即使如此,由于外寇入侵、民生凋敝,文字下乡就难以推行,识字率难以提高。至于让农人接受现代法律,清楚的明白与有夫之妇有染,并不违法,殴打奸夫、反而有罪就更为困难了。而正在作者在学校讲授《乡村社会》之时,中国北方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土改——即社会工程。这个乡土社会的架构终究将被另一种形态所取代,而它的复兴、蜕变更是三十年后的事情了。

本书的优点是文字端方周正、均为金石不刊之论。缺点是例证较为缺乏。比如为了说明乡村社会中礼的重要性,佐证方式是引用大段的论语。但是对于礼是如何运作的,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是如何行使的,没有精确的表述。此外既然乡土社会是一个独立于中国乡村的概念,那么只要满足小农经济、聚族而居,即使不在中国,社会也应当能够体现“乡土社会”的一些特点。但本书中只使用了“肖邦带走波兰的一抔土”等例证,这就显得略微薄弱了。

但毕竟瑕不掩瑜。从本书的1947年后记和1984年再版前记来看,费先生是真正“将学术作为志业”,有清晰的规划、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连妻子意外亡故、自己身受重伤,都要坚持下去的。再联想到1958年到1978年这位天真的人类学家的遭遇,让我这个庸俗的小市民总有一种感慨:一个人带一门学问回中国,真仿比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回一颗微弱的火种。虽然历时已达80年,社会学依然是一门让人不甚了了的学问(我知道的当代社会学家只有潘绥铭和李银河两位)。但我依然觉得,一小群人(往往是出身优裕的)在各地做着田野调查,和失地农民、工厂女工、留守儿童、性工作者做着访谈,然后用SPSS算数据,发表论文,有的时候还要接受综治办的盘问——总是一件略显古怪却也可敬可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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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简要笔记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下简称《血疫》)是美国记者理查德·普雷斯顿先生出版于1994年的一本纪实文学作品。本书主要讲述了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军官Nancy Jaax女士及其同事处理一起疫情风险事故的专业表现及成功壮举。1989年10月,她们团队处理了弗吉尼亚州Reston镇的一起进口食蟹猴的丝状病毒传染事件。

作为背景资料,本书介绍了另外三种丝状病毒的传染事件。分别是两位奇塔姆洞探险者感染马尔堡病毒,马应加护士感染埃博拉病毒、一起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在非洲农村肆虐的大规模传染。

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作者探访了金沙萨公路、考察了以艾滋病为代表的病毒从非洲起步、感染全人类的过程。作者对人类大规模破坏以非洲中部雨林为代表的自然环境,引发各种病毒大规模感染的现状表示忧虑。

通过阅读本书,我有以下一些心得:

一要持续加大基础科学及先进技术的研究力度

通过阅读本书,我感到在20世纪80年代末,科研工作者甄别马尔堡病毒、扎伊尔埃博拉病毒还是非常困难的。需要首先用电子显微镜仔细观察患者或者患猴的血样。并将其罹患此病毒的逝者血样混合,用紫外线照射观察是否产生荧光反应。从而确认是否是病毒、是哪一种病毒。比如本书中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的科学家检测丹麦10岁男孩的血样需要5到6个小时。

而自1983年聚合物链式反应PCR发明以来,电子工程师、光学工程师、生物学家(尤其是结构生物学家)等通力合作,将这项技术发展成为实时荧光定量PCR、RT-PCR等技术,目前使用这种技术分析新型冠状病毒只需要1到2个小时,而且可以批量化自动操作。

通过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基础研究谋长远,技术研究靠平时。只有在平时就做好统筹安排,组织人力、财力、物力开展基础性研究,并积极推进成果转化,才能在面临大战和大考的时候有一定的准备。而且要积极调动厂商、科研场所、高等院校特别是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不能因为压力大、收入低而纷纷转行,才能真正做到危难时刻显身手。

二要尊重基层和群众

本书故事主体是Reston的一间猴舍中成批食蟹猴因为感染类似埃博拉的丝状病毒的大量死亡时间。由于当时兽医们已经确认这种病毒(后被命名为Reston埃博拉)对于猴类来说致死率极高,而且这种病毒能够通过呼吸传播。只是当时还没有料想到对人的影响不大。

最让我感到惊异的是,这件事所触发的“指挥链”其实非常短。猴舍的管理员报告了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研究所报告了一位叫拉塞尔的少将。然后少将召集了研究所、位于亚特兰大的CDC、州、县两级的卫生防疫部门开了一个会。明确了由研究所负责“和平猴舍”。然后少将负责来“搞钱”,知会了一圈联邦、州的疾控、农业、环境部门,报告了一位国防部的副部长。最后少将拍板:“先制定一个可靠的计划、然后就严格执行”。

指挥链启动后,基本就是权力在现场、指挥在基层了。人员调配、培训、行动都是几位上校指挥,Nancy Jaax和她丈夫Jerry Jaax带着一队兽医就进了猴舍,给他们讲明了困难、强调了要求。于是他们执行了命令。

我觉得权力、责任和利益是应该配套起来的——事权和财权要匹配。CDC要和陆军传染病研究所抢这件事的指挥权,就是因为谁办事、谁有更多的预算。我觉得要下面干活,就得放权、就得把钱发下去,把人派下去。要是死死抓权、抓钱、抓人不放,光靠一个一个通知、一圈一圈考核让下面办事,做出“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的局面,事情要办好会有很大的困难。

三要切实关怀照顾好一线办事的人

读美国的非虚构作品,不管是《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巨塔杀机》、《The American Kingpin》,我最大的感受不是“事就是这么成了”。而是主人公——正如纳尔逊上将所号召的——“在英格兰每个人尽自己的本分”。就像本书第一部《埃尔贡山的阴影》所说的,与这种致命微生物打交道,是要承受极大的身心压力的。穿上防护服进入三级以上的微生物实验室,有人就会得幽闭恐惧症。Nancy Jaax在受污染的血水沁入自己的手套,也是怕得要死,瘫在地上缓不过来。她家里还有未成年的一对儿女,时时刻刻挂在心上。所谓英雄壮举,往往只是一个普通人纵身一跃、做出一个选择。力尽于此,很少有人能做超人。

所以要想“事就这么成了”。首先要明确责任。“虎兕出于柙,是谁之过与?”。地震里塌了教学楼,应该先看看是谁没有尽自己的本分,各种条例、规章制度中那些“追究责任”不应该没用。只是一味歌颂那些把孩子护在身下的老师,这其实是捧杀、其实在嫁祸。第二要提供装备。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要想救人,要靠挖掘机、要有千斤顶、靠手挖不行。不能自己站在干爽的高地上,用大喇叭让人光着身子跳下急水去救人。第三要尽可能讲实情。为政,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到了自己性命攸关的时候,谁都会瞪大眼睛去体察或明或暗的环境。当然可以用一套套舆情引导和管控的手段来使人相信,但人毕竟不是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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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享会上的发言记录

1948年钱穆先生应荣德生先生之邀,出掌江南大学文学院,讲学之余泛舟于五里湖上,作《湖上闲思录》。寄情山林,不亦快哉。

然1949年天下鼎革,钱穆先生读到伟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感旧中国终被粉碎。于是抛妻弃子,出逃香港,在新亚书院开始为那个已传承二千二百余年的中国大一统制度辩护。而新中国的缔造者正满怀豪情,写下“天翻地覆既而慷”,誓言要粉碎一个旧世界,创立一个新世界。

1962年,钱穆先生感到台湾省已能“留住老中国”,于是应邀赴台,居住在过云楼。他与徒弟们切磋学问,将自己所思所学传给余英时等入。而钱先生的名气,也有赖这些徒弟传扬。他应于一个学会邀请,作五次门演讲,每次谈汉唐宋明清中一个皇朝,讲述官制、中央与地方、官员选拔,赋税,兵制。苦心孤诣,反复申说,只是要说明,“中国以往政治制度其来有自,绝不能以“专制黑暗”概括”。

这是一种怎样精熟的制度!500万到1200万平方公里里的国土,2000万到四万万的人口。骑一匹快马,不眠不休由北到南需十五天,查一县户口需两月,量一村地需半年。可就是在如此落后的技术条件下,硬是形成一个民族,建一个中央之国。匈奴、鲜卑、沙陀、百越、傣、通古斯,各种形貌各异的人,说同一种语言、都认自己是中国人。一船船粮食沿运河,航行数百里给付一处。不论是广西的山民,东北的猎户,西北的赶骆驼的,子弟读一套《四书五经》,都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大一统下,人们甚至很少想过国家,所体认的是更宏阔的观念——“天下”。

可维持这个天下,又得依靠何其巨大的毅力与办事决心。一个县的户房书办,要年年翻查一两百年前留下的鱼鳞册,要和各路士绅讨价还价,征粮的一个月,每天只睡一两个时辰。皇帝每天要批阅上百本奏折题本,读七万多字、写两三千字。一部庞大的官僚机器,能让一个满纸错别字的妇丈(慈禧)就凭深深浅浅的指甲印,指挥着军机大臣、章京写谕、拟旨、发廷寄。杭州府仁县一个叫杨乃武的秀才蒙冤,他姐姐告御状。就凭深深浅浅的指甲印,他和他的情人小白菜的性命就得保全。浙江一百多名官员撤职。而每年全国要处决的人犯的名单也由她现定。提塘拿到刑部批文,四百里加急赶往各地。批文到手,当地官员才敢砍了已被折磨到奄奄一息人犯的脑袋。没有批文,这名犯人就死不了。这是怎样的强制力。

可如此成熟的制度,当遇到只有五艘排水量一千吨左右的船只,又是怎样茫然无措。皇帝——这个理应当知最多的人——问英吉利可与俄罗斯接壤。你国既女主临朝,可另有摄政之人?关税、航行自由、片面最惠国、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这个人人读四书五经的国度忽然发现天下还很大,这世上不只有不服王化的蛮夷。而这个精熟无比的制度已让人无法看到世界还有多样性。

于是革命。可是1972年,当年写下“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人,还是写了“百代犹行秦法政”。中国依然是那个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而当时钱穆先生已77岁。等到放开两岸探亲,老中国与新中国共存的1986年,他已91岁。他终究没有回到那个念兹在兹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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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读后感

读到本书第十二章,我觉得和平是异常珍贵的财富。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自1924年彻底崩溃后,阿拉伯世界就从受压迫的(鲁迅先生所谓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转向了无宁日的时代(“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对和平的威胁,首先来自于军事强人。伊拉克的萨达姆、叙利亚的老阿萨德,都将武力镇压国内反对派、侵略邻国作为维护自身统治的手段。他们高举民族大旗,心里其实只想着自己的权位。

对和平的威胁,来源于党同伐异。阿拉伯人生活在西亚和北非,传统上的谋生方式就有农业、游牧和商业等多种。自然环境多种多样,有肥沃的河谷、有贫瘠的山地、有便利的海滨、也有点点的绿洲。而自探明石油后,石油财富使得无油国和富油国之间有了更大的差距。而始终没有产生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工业化社会,使得同一社会内的人群经济地位差异大。他们只能披上“民族”、“宗教”等等的外衣,互相屠杀,彼此争夺。

对和平的威胁,来源于外部的侵略。以色列可以时快时慢地用各种办法向外扩张。

我想,阿拉伯人中一定有远见卓识之士,肯定比我想得更透彻,也一定想过总体的解决办法,我就毋庸置喙了。我只是想,假如我是一个埃及人、一个伊拉克人或者一个叙利亚人,家里6个孩子的老四,除了乘上快艇往意大利逃命、我应该做些什么。

我觉得要想助力于和平,不要受他人的煽动和蛊惑。阿拉伯民族是有着光辉历史的民族。但先辈的伟大是一种需要继承的精神,而绝不应该成为思想上的一种包袱。比如在九世纪到十一世纪,先辈们敢于乘长风下印度洋,敢于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伏尔加河流域去做生意。正是思想的开放、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这一点点踏实的努力,比起看似快意恩仇、实则于事无补的行动强得多。

我觉得要想助力于和平,要善于妥协和退让。比如本书中提到的纳赛尔和萨达特两位政治家,我觉得他们都是极为精明的人,完全明白“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但纳赛尔最后被他自己制造的幻想搞晕了,造成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惨败。萨达特在赎罪日战争中就搞得很明白。他深刻地理解“能战方能和,欲和先需战”的道理。他也通过大胆的举动,为埃及赢得了三十年的和平。但埃及和阿拉伯其他区域的民众崇敬纳赛尔、轻视萨达特。纳赛尔去世的时候,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前往哀悼,而萨达特去世的时候,大家轻蔑地称他为“法老”。

我想乞灵于过往、乞灵于救世主、乞灵于滔滔不绝的雄辩,都不如做一点点维持于和平的努力。比如本书开篇就是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突尼斯人民起义。其实独裁者坐着飞机、夹着尾巴跑走的之后,往往才是对人民最大的挑战的开始。突尼斯面临着制宪危机、几乎陷入内战。而正是突尼斯的普通民众借由商会、工会、人权组织、律师协会这四个平台,形成了突尼斯全国对话机构(四方对话集团),制定了各个政党的基本准则、形成了对话机制,推动了三届政府的和平更迭和宪法的通过。终于在内战的边缘走向了和平。

当然,前路未必平静,但是能坚持一年的和平,可能就能孕育一个新生命;能坚持六年的和平,一个小孩就能独立;能坚持十二年的和平,他就能识字;能坚持十八年的和平,他就能够成为一个英俊的青年。这,难道不比一部经典、一个理念、一个口号、一个妄想更值得珍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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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一、读书的一点收获

首先是皇权(所有者)和相权(代理人)之间对于权力的争夺。从独相到双相、到多相并列。从相权能控制监察权,到相权无法控制财权、也不掌握人事考核任免权。相从独立开府建牙的重臣到仅仅是皇帝的秘书。从丞相能参与到大多数机要事务中,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奏折制度和题本制度的并行,可能无法掌握关键事宜。在《史记》中,陈平可以在汉文帝面前侃侃而谈,声称丞相的职责就在于“主臣”,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张廷玉为了配享太庙被清高宗反复戏耍侮辱。从官僚集团一分子看来,自然是地位每况愈下、尊严不存。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也正说明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治术日趋完备。

比如在汉代、北周外戚可以揽权、篡位;在东汉、在魏权臣可以受禅让;在唐代,唐文宗流着眼泪说自己受制于家奴。可到了明代,胡闹的正德皇帝一张纸条递出宫门,九千岁就得受剐。修道的皇帝一张纸条递出宫门,经营二十余年、党羽遍布朝野的权臣立即抄家。到了清代,慈禧太后挟持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在太原就能发电报让深孚众望的李鸿章进京议和,断送了李鸿章当总统的美梦。这一千多年,无数人的血泪锻造出无比严密的皇帝专制独裁制度,也避免了中国不断分裂。

其次是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在地方区域划分上,开始以山河形便设置郡县、后来就更多地从犬牙交错来划分行省了。在地方行政权上,汉代郡太守可以自己聘用属官,到了唐代就有中央派出刺史、观察使来做地方首长。到了宋代、一路设四使;到了明代,三司分立、还有镇守太监;到了清代,总督、巡抚、提督、布政使、按察使、学政,互相牵制。在财权划分上,从地方包干到统收统支,直到清代前中期,再清的官也要加征、摊派。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有叛民、无叛官的局面。

其三是赋税越来越重。赋税本有三类:粮食、力役、经济作物与当地土产。从起初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到租庸调、到两税法,然后是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给我的感受是,就是不断把力役和经济作物与当地土产折合成粮食,然后再用新的名目来取得力役和经济作物。而且管理越来越细密,比如从计口授田到鱼鳞册。虽然其中也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如雍正的“一体纳粮”和“耗羡归公”等好的制度,但毕竟是赋税越来越重。除了晚唐、宋朝、明朝中期运用征关税的方式、明朝中期和清代征收矿税来弥补财用,所有赋税都是从土里熬油、从农人脊背上压榨出来。为了维持大一统,一船接一船的粮食从杭州拱宸桥到通州粮仓。比如到了清代雍正四年,将常州府无锡县一分为二、在一个县城里设置无锡、金匮两县,主要目的是更好地征税。

其四是选官途径越来越畅达。从征辟、察举到九品中正,选官范围小、限制多,虽有综合考评的优势,也出了董仲舒、朱买臣这样的人物,可也往往会形成结党之弊。实施科举制度之后,无授官之官,官僚队伍得以常换常新。机会也向社会极大开放,小康之家的子弟也得以参与政权,王朝的执政基础也越来越稳固。不仅如此,由于入则为朝臣、退则为衿绅,朝野都是在同一个官场里熏陶出来,大家都广有联系,这样就形成了一体化的官僚士绅集团。而且也能把有才华的人归拢进入体制。比如我读了洪秀全的诗文,觉得广东学政没点此人作秀才,也确实说不得过错。连要改革古制、尽行西法的康梁都要投考。这一融教育、选官为一体的制度,虽然禁锢人才、限制工商,但对于维持大一统确实功不可没。

其五是军队越来越难造反,可军队也越来越不能打仗。汉代尚有跋扈将军,唐代掌握禁军即可发动政变。从宋代开始就以文抑武,到了明代一纸调令,戚爷爷就带着义乌兵去了蓟北。到了清代,兵权更是零割分散,一省的总督、巡抚、提督各有人马,而且连驻地都不同。比如陕西总督、巡抚驻西安,陕西提督就驻在固原。曾静想要说动岳钟琪造反,简直痴人说梦。可等到太平天国运动起步,看咸丰帝的处置,甲处调几千兵、乙处调几百兵、丙处调粮、丁处调砲,简直是添油战术、给杨秀清来锻炼军事才干的。到了最后,这套布置全不管用,还是得靠蒙古王爷的马队来维持政权。

二、我的一点感想

对于宏观制度进行分析评价,议论得失,既非我之所长、又非我之所愿。我只想谈一谈,既然生活在中国,怎么在这套密密麻麻的制度里如何活下去。

既要看到显制度、更要看到潜规则。比如《显微镜下的大明》提到的帅嘉谟整理人丁丝绢案,从明面上看是这笔税收如何在徽州府下属的各县间摊派,论的是《大明会典》《徽州府志》,可真实情况是各县士绅相互博弈。只看制度条文、不看背后的力量对比,贸贸然下场,拿着几张纸就要挡别人的财路官途,下场估计会不太妙。所以学习规章制度一方面,另一方面要认真仔细观察同事们是如何处理、协调各方面关系的,好把工作做下去。

安分守己、保养身体。比如罗辑思维推荐过一本书《道咸宦海见闻录》。主人公张集馨起点非常高,道光九年的进士、时年29岁。道光十六年外放开始做地方官,做了八个省的布政使、按察使、粮道等官,每一地都有难办的政务。辛劳二十多年获罪全免,发往胜保军前效力筹办粮台,熬到65岁终于在正三品身份退休(他入职是从四品、最高做到从二品)。张先生是百万中挑一的能人(29岁中进士是非常难得的),尚有不足与外人道的艰辛,何况我辈小差役。过好自己的日子,比起用上位者的视角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有意义得多。

不纠结于人事、不痴情于上官。看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有种模糊的感觉,体制内每个人都是中学演示磁场里的一个磁针。磁场是磁针们共同构成的,但磁场不是某个单独的磁针能左右的。有的磁性强、位置重要;有的磁性弱、位置在边缘。不断力求进步、像我个人看过的许多世情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一样,官场、情场、商场处处得意,我自然很羡慕。可虽然现代社会犹行秦制,但终究有些不同。有新的危险与挑战、也有新的挑战,还是应当放宽眼界、尽力去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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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讨厌的勇气》读后感

《被讨厌的勇气》是一本讲述阿德勒哲学和心理学的普及读物。全书使用对话体写成,以一位哲人和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对谈的形式,告诉我们如何运用阿德勒的理论来解除内心的枷锁,过出更加幸福的人生。
对我而言,本书最大的启发是要活在当下。不要被自己的过去所羁绊(比如因为不注意保护视力、近视度数很深),不要被自己的“期望”所羁绊(比如要结婚、要生小孩、要老有所依)、不要纠结于人际关系(比如让父母非常失望、比如上司不满意自己的工作)。如果有急着要做的事情(完成工作、学习造价的知识、去向朋友道歉)就快点去做,做得怎么样,是别人的评价,做不做是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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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才女友》读后感

深黄的林子有两条岔开的路,
很遗憾,我,一个过路人,
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
伫立好久,我向一条路远远望去,
直到它打弯,视线被灌木丛挡住。
——罗伯特·弗罗斯特,一条没人走的路(节选)
1944年8月25日,盟军解放巴黎。同日,本书主人公之一埃莱娜·格雷科出生在那不勒斯市郊的平民公寓内。
作为婴儿潮的一代人,她和本书的另一位女主人公莉娜·赛鲁罗无疑是幸运的。一个和平、繁荣、包容的西欧,让小姊妹不再用像他们的父母一辈忍饥挨饿、担惊受怕。但是出生在庶民区的女孩,眼中见到她们的母亲一辈,心中自有本能一般的恐惧——被男人殴打、被男人欺骗、被男人压榨——从光鲜夺目的珍珠变为一颗死鱼眼珠。
要想挣脱命运、只能起步前行。两位同样学习优异的天才女友,开始了不同道路的拼搏。埃莱娜不甘心当庶民,每天从傍晚学习到晚上11点,做事认真、待人有分寸,门门成绩优异。学习改变了她。她和自己的那些邻居同龄人不再是同类人。她势必要挣脱这样的环境,要成为一名知识分子。
而莉娜——因为她那短视的鞋匠老爹——没能去上拉丁语补习课,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她要和埃莱娜继续追赶下去,她借遍了图书馆的书、自学了拉丁语、希腊语。然后希望成为一名高档定制皮鞋设计师(不得不说,这是有极大可能成功的)。但是她那糊涂的老爹、没头脑的哥哥,她实在坚持不下去。最终她被爱情蒙住了双眼,预备嫁给一名成功的肉食店店主(斯特凡诺)了。
但以美满的婚姻为故事的结尾,那已经是200年前《傲慢与偏见》时代的事了。《我的天才女友》只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一个长长的序幕。当格莫拉的大少爷踩着莉娜的斯特凡诺这对新婚夫妇的定情信物(一双莉娜亲自设计的皮鞋)进入婚宴大厅。作为读者,大家瞬时就明白盛大的婚礼可能意味着漫长的煎熬。(意大利允许离婚是在1974年,莉娜当时将要30岁了)
幸好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有人能通过友谊看到另外一条道路的样子,我们这两位女主人公的生活和命运还将爱恨情仇地交织下去。这对双生花会怎么度过经济高速发展的六十年代呢?格莫拉、天主教、红色旅会对她们的生活有影响吗?这细腻如水的心境还能在和异性的纠葛中保持下去吗?明年三月春节期间,我准备读《新名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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