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读两本书：《浪潮之巅》和《管惟炎回忆录》。我有一点感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谁要真按照西学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中国的体系下容易处处碰壁。
在《浪潮之巅》中谈及硅谷为什么成功：平等的工作和发展环境；斯坦福大学和企业界的良性互动；风险投资的作用。自硅谷之后，许多地方想把自己造成硅谷这样高新企业集聚、创新成果涌现、引领世界潮流的地方。比如我所工作的地方，要建设“液晶谷”、“药谷”、“硅谷”——要技、工、贸一体等等。当然这是一个幌子，关键的问题是建设工业新区——抬高地价——出售土地使用权——积累资金滚动开发。这一点何伟先生在《行路中国》中说的很清楚。
当然需要明星企业略作点缀。首先是一家台湾人创办的办公软件公司，试图借中国人民自强不息，使用正版软件的苗头占领市场。怪可惜了的，盗版便宜、随着网络的发达、盗版更便宜了。苦苦支撑，发动全管理委员会的学习使用这种软件——还是失败了。然后是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企业，那真是硅谷企业发展的标准模式，不过是由当地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作天使投资人和风投的，最后在纳斯达克上市了。然后反倾销调查开始，由于“错误的投资”，公司几近破产。
更为可悲的是，“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有了新版解释。为了能够引进人才，开出了很好的待遇，希望他们能够到我市创业——鲜有成功者。他们一点都不饥饿。
相反的，随着地价的不断上升，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私营企业，很多都是从八十年代“投机倒把”时期摸爬滚打的，已经被异常波澜诡谲的中国市场和政府反复考验过的了。由于生产的产品不够“高科技”，说到底是不能为日资、韩资、台资的大型组装厂配套，就被不断从它原先的区位上赶出去，让位于要租用厂房的大型企业。
我实在不明白，政府为什么对自己的能力这么自信，它要做“导师、保姆、保安”，对企业的行为细致入微地加以约束、管理，难道它就没有不明白市场就是市场，它会把一切被扭曲的冲洗掉吗？政府为什么对本地企业这么轻视，王永庆先生不也是一位阿土伯吗，不是所有的优秀企业都是从小做起的吗？政府为什么对外商又这么信任，不惜把本土的幼苗拔出让位给外国的草坪呢?
我想，谁管得少、谁真正努力建设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不是出于自身的偏好扶植一部分“高科技”企业，压制一部分“落后”企业，甘愿做一个守林人而不是一个园艺师，可能短期只是一片杂乱无章的灌木，但经过市场自身的洗刷，可能得到一片参天树林；而作为园艺师，即使是最好的园艺师，得到的也只是长不大、也离不开不断浇水的园林。
写到这里，我想南方科技大学落户深圳，是非常明智的。如果明晃晃地把教授治校的牌子打出来，一定会让何东昌们想起管惟炎；但是“校企合作”、“面向实际的理工教育”打出来，不好被反对的。预祝它能真正融入到深圳这座城市的经济中，企业要来找人才、要来委托基础研究、要来寻找发展方向。等到第一座南科大毕业的学生捐的楼造起来，它才真正体现它的价值，而不再像中科大一样，本是被老先生们寄望让中国的科学上一个新台阶，最后成为了留美预备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