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关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是熊卫民研究员所著的口述史文集。2000年到2010年期间，熊卫民研究员拜访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上海分院生物学研究系统的科学家和科研行政管理者。并就1950年到1980年期间，中国科学院系统中组织人事、各类运动、科学研究成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
#本书意义
口述史是历史学中一门较为晚近出现的新学科。与传统的访谈不同，它比较重视当事人讲述与现有史料之间的交叉质证和互相印证，是一门从主观中求得客观技艺。在本书的末尾，熊卫民研究员详细阐述了他开展科学界口述史研究的经验和收获。
对科学家和科研行政管理者进行口述史田野调查是有很多有利方面的。首先是题材重大。在当代史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整个历史的影响是极为重大的。比如“两弹一星”的研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开发，都对共和国史的发展有极为重大的影响。而且科学技术对于历史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第二是符合条件的历史研究者稀少。熊卫民研究员能采访到这些科学家，提出专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他本人也在科学院系统工作，能够接触一部分不对外开放的内部史料。而且他受过系统的生物科学训练，和生物学界的科学家有共同语言。第三是被采访者的素质高。本书的被采访者受过极好的科学训练，叙述清楚明白，客观事实和主观推断分别清晰。这是采访政客、普通劳动者、军人都无法做到的。
熊研究员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的。首先是题材敏感。前三十年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牵涉到大量当局不愿再提，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事件。第二是被采访者有较大的心理顾虑。是否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如何防范从历史研究转变为积怨重提，都需要研究者认真整理采访提纲，一步步把问题引向深入。像何祚庥院士这样邀约研究员来谈的，是极为少见的。第三是关键历史见证人难以采访到。比如郭永怀学部委员的夫人李佩教授。她是力学所极为重要的见证人，但本书中没有采访到她。
这一段话和本书的主题主旨关系不大，而且都是拾人牙慧的东西。我是想说明口述史研究是极为重要的。但研究者需要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制定周密的实施方案才能实施。不像某些公众号宣称的，普通人访问自己的祖辈父辈、加以提示就能得到可靠的史料，写出口述史文章。大多数人往往连久远的重大事件的年份都会搞错的。而且口述史不是回忆录。有大量的问题设计、档案调阅、相关当事人质证工作要做。能做到崔永元先生的《我的抗战》的程度是很不容易的。
#主要内容
##科学家的治学和钻研
作者采访了邹承鲁院士、沈善炯院士、施履吉院士、郑哲敏院士、谈庆明研究员、傅君诏教授等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阅读他们的事迹，我觉得他们虽然研究内容各异、政治际遇不同，但是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首先是勤奋。
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受到政治学习、政治运动的影响很大，而且当时的领导很难认识到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的重要性。除了对于人工合成胰岛素等生物医药项目外，没有持续地资金投入。甚至对极为宝贵的研究仪器，也不珍视。比如说邹承鲁院士表示之所以工作侧重于理论，主要是没有足够的研究材料、仪器和学徒。而施履吉院士所管理的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又没有懂行的人来用仪器。这还是在他们都处于科学院系统的情况。比起欧美、日本乃至当时的苏联，在科研环境上，我国科学家要面临的苦难和问题很多。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邹院士、沈院士、施院士依然抓紧一切时间做工作。比如邹院士在70岁前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70岁之后每天工作8、9个小时。这样的强度才能出成果。
第二是独立思考、富有怀疑精神。
就这一方面，邹院士谈得很多、也讲得很好。比如看文献要看出其他研究者的纰漏和不足，听讲座要听出其他研究者有哪些问题没有认识到。比如邹院士讲课不写板书，学生们反映不知道考试范围。邹院士就安抚他们说重要的学会基本概念、基本操作办法。
而郑哲敏院士则从反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他透露钱学森先生是比较骄傲的、有时甚至是盛气凌人。钱先生告诉郑院士：“如果台下的问题问得不好，你要把他顶回去”。但是要问出钱先生满意的好问题，那是什么难度！结果后来钱先生组织系统科学讨论班，学生们不敢提出反面意见。
但在科学界——并不太涉及意识形态的领域——往往由于当权者的干预，具备怀疑精神也是很困难的。比如牛满江、陈章良的学术不端问题。由于当权者喜爱“海外赤子、归国报效”这样的帽子，导致科学共同体自我建设难以进行。
据说有“钱学森之问”。我觉得得具备让人能开展研究工作的环境、又有畅所欲言的良好氛围，钱学森之问才能有令人比较满意的答案。
##如何领导科学研究工作
……问题主要不在于是否该由外行、内行或管理专家来管，而在于是否要集中权力和资源。权力和资源集中，上层管得非常多，带来的后果是，累了上层、苦了基层。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放权。在使用掌有的权力时，管理者不可任性，而应当尊重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让科研人员自主，让科学共同体自律，给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充分的自由。 ……如果只管大政方针，只指引大的方向，只是在资源配置方面有所倾斜，在资助方向上有倾向性，领导会比较轻松，而获得了充分自由的科研人员，则必然能产生更好的成果。
薛攀皋：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
这是科研人员和基层科研管理干部的朴素愿望，但是领导干部不是这样想的。在本书中提及的管事领导干部分为如下四类：
第一类是推行“无为而治”，比如有的领导到了就说，“搞科学，我懂什么”。坐在办公室里做微积分习题册。这一类简直是王导一般的人物。只有他调离岗位了，人们才无限怀念他。
第二类是在应付上级领导各种指示的基础上，尽可能保护科研人员。比如有位上海分院的负责人冒着极大的风险，到柯老面前为科学家求情，免于划为右派。这一类在科研人员中口碑极好，人人喜爱。可是上级领导觉得“缺乏执行力”，还是要调离的。
第三类是积极贯彻上级指示，凡事都要变本加厉。“土超声波”、科研放卫星、大炼钢铁、除四害，有什么运动，都是轰轰烈烈执行起来；但上级一旦转了向，要尊重知识分子，又会声泪俱下当众道歉、勤勤恳恳甘做勤务员，集思广益写科研发展规划。这一类人科研人员真是没法评说，只能说这是党的化身。但是此类官运最为亨通，悼词都是极为华丽的。
第四类是极想做出一番成绩，可又有点拎不清。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比如要和钱先生拧着干。钱先生布置力学所的任务是研究清楚科学规律，具体的设计制造应该由五机部来做。他却要搞怀柔基地，力学所自己放火箭。幸好钱先生圣眷正隆，要不然我国导弹与火箭事业真由这样的人指挥，真是要“我们走了一点弯路的”。钱先生真正国士无双。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本书主要采访了力学所和上海分院生物学科学家。不得不说，力学所比起生物学研究者吃香得多。没办法，力学所真是国之重器，力学所科研工作在钱先生的主持下，始终没有断过。生物学是造福全人类的，和政权稳固的联系不够紧密。生物学研究就全靠科学家个人的勤奋努力，有的时候根本研究不了。
但是当科学家比研究文学好得多。比如沈善炯院士差一点被贾植芳教授卷进胡风案里。幸好当时的上海分院负责人全力保护，才免于噩运。从这个例子可见研究自然科学安全得多。
##保护好自己
当然同样是科学家，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也是要面临各种审查、怀疑和检视的。有幸运儿也有牺牲者。
在这里面我最佩服傅君诏教授，简直是传奇。抗日战争时期入党，解放战争时期征得组织同意，考虑云南官费留学美国。朝鲜战争爆发立即回国报效。就职于当时中央极为重视的北京钢铁学院。当苏联专家拿出土高炉炼出的“钢”对他说，“傅同志，作为一名冶金专家，您认为这是钢吗？”傅教授答得极妙，“这是群众的创造！”
可是林鸿荪和林同骥两位赤子的命运实在让人唏嘘。我觉得他们要是留在美国，能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郭永怀学部委员真是太可惜了。
##运动不太适用于推进科学研究
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向党交心，除四害、反右派、大跃进（土超声波、大炼钢铁、科学技术放卫星）、反右倾、社会主义补课、四清、文化大革命。除了何祚庥院士外，每个被采访者对于这些运动都谈之色变，报之以无奈的苦笑。
按照何祚庥院士的说法，这些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在科学技术领域建立党的领导权威，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满自大的气焰打下去。但这么做能不能建立领导权威？我觉得关键是要做一点实事。领导的目的既要听话也要出活。要听话，就得有合适的生活保障；要出活，就得有良好的科研条件。比如说力学所建造得很气派，科学家们就觉得党是重视科学的；他们要什么零件，你就组织工厂给他们造。这比起运动来有用得多。
##为政治服务的科学和为科学服务的政治
本书记叙了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这是我国为了贯彻“一大片”的外交战略，做第三世界的旗手而召集亚非拉科学家召开的全学科科学家大会。我觉得什么时候把“天朝心态”彻底摒除就好了，因为外国人的吹捧是很廉价而且可能是有害的。读读《隋书·裴矩传》就知道了。
幸好到了1980年代，思想解放。各个学科的科学家组织也加入了各种国际科学组织。由于采用了奥运模式，就是中国科学家加入进来，中国台湾的科学家以中华台北的名义留下来。大家一起讨论科学问题，政治家们也容忍、甚至乐见其成。多好。
#附记
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出版的也仅仅是口述史全文的极小一部分。估计很多内容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揭晓。但是这不是中国科学院史的全貌。中国科学院出版过一套各研究所历史集。如果要完整地了解中国科学院的过往，建议读那套书。
本书的序言、前言和每一篇的导语写得都极为精到，对主旨概括得很清楚。而在《中华读书报》上有一篇文笔很好的读后感。我写得相形见绌，挂一漏万而且拉拉杂杂的。我写的只是我觉得有意思的，这本书不同的人来读，能读出很多不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