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是历史学家李硕先生所撰写的一本历史普及读物。这本历史普及读物从考古、甲骨文、金文、传世史料出发，详细讲解了商、周两个部族的起源、发展、壮大、冲突以及最终的替代。着重指出周取代殷商之后，以取消人祭为标志，华夏文明的气质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商文化的直率冲动、思维灵动跳跃、残忍转变为周文化的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
# 辩白与评价
因为这是一本历史普及读物，我也没有辨析考证其中史实的能力。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运用生动的语言、详尽的考古资料、对既有经典史料（主要是易经）的大胆创新阐释，形成了这样一部精彩的作品。让普通读者对于中国上古史抱有一份兴趣，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绩有了一份了解。比如有一位泰安的读者，看了这本书之后，就去安阳参观了殷墟。我觉得就挺好的。
至于说把各种史料都附会到人祭上来，将商周矛盾集中归因到对于人祭的不同态度上，对于周文王、吕尚、周武王和周公旦等人经历描写过于戏剧化，对于古文字的解释和裘锡圭先生及其门人子弟的权威论述不同、对于周易的作者推断与学界公认的结论不符、对于商周势力此消彼长的描述与考古发掘不符——这些都可以视作为“用力过猛”的表现。但是论述缺乏鲜明的观点，恐怕也就失去一定的生命力了。
此外，这本书是一页folio操刀编辑的，既没有拿到像样的社科资金资助、也没经过专家评审，不符合中国大陆学术规范、可讨论的地方肯定很多。但学术完全可以交给学术争鸣来处理。反正《文史哲》杂志上《***——与某某先生商榷》这样的论文题目多了去了。我觉得实在也不必过于苛责。
# 个人感受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有如下一些感受：
一是生产生活从征服掠夺到胼手胝足。
从本书来看，商人自从建立了郑州、偃师两座商城之后，不断吸收融合原二里头的青铜制作技术，发明了文字、长于算术、创立宗教、发展出了成熟的手工业和农业体系，不但如此，还开始向外开拓、创立了诸如盘龙城这样成熟的封国。随着疆域的开拓、生活的安定和富足，商人上层贵族集团倾向于脱离生产。后来中经变乱、盘庚迁都、武丁征西，统治愈发稳固。可整天喝酒吃肉，醉生梦死——就需要掠夺来满足上层统治阶级的需要。蒙古自窝阔台大汗到蒙哥大汗，需要不断对外侵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缓解内部矛盾、夺得战利品，帝辛率师征东夷。整个商人统治集团也把对外掠夺成为解决内部问题的方式——和蒙古人一样。
从诗经·大雅·绵、皇矣等文献来看，周人在这个时期比较重视通过生产来改善生活，缓和内部矛盾。搬到周地之后，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行政班子、搞了土地规划，分配了土地，看着就生机勃勃、喜气洋洋。以后这样迁到一处地方，就搞起大生产运动。生产生活不靠抢、靠劳作。对外征服，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扩大耕地。当然因为长期从事农业生产，自然而然就能体认劳动力的重要性。屠杀人祭不仅是“不道德的”，更为重要的是“不经济的”。
二是处世哲学从冷酷暴力的世界观到认为不同的民族可以有同样的源头。
读了这本书，我就感到的是商族对外人比较残酷的。他们因为拥有先进的文字书写、水稻种植、青铜冶炼、马车驾驶等技术，所以觉得其他人都是野蛮人。只要手中握有极高的生产技术，则对于其他人都是予取予求的。比较的高傲，不愿意混同与其他人。比如说，一般是族内通婚的。
而周人因为和羌人系出同源，虽然比周围的部落先进，但依然还是和周边的一些部落通婚。所以就觉得还都是“实在亲戚”。互相攻杀也就为了吃饱穿暖——“别怪大哥，杀你逮你也是没办法”。所以掌权之前要和各部落联合，共同击破商族。掌权之后，也没有完全清理掉其他部族的目标。也希望造出“黄帝”这样共同的祖先。
此外就是这次殷商之变，让周人有了事物是处于发展中的想法。正如“易经”的“易”，点明就是改变。
三是个人教育从军人到领主。
从本书中可以看到，晚商时期的商族特别是其中的皇族“多子族”，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从小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既学识字算术、还学军队行列式、击杀、射箭、划船、就是“能文能武”那一种的吧。此外在实际生活中，还要在官场上锻炼。要不要替贩马商人疏通关系、做到什么程度为好，这些问题也需要操心。艺术品位也非常好，就拿同样出身的“亚长”来说，他是受了战伤突然死亡了，所以陪葬品估计很多是日常用品，不是特地烧制的。但是那个“亚长牛尊”真是可爱，说明亚长挺有品位的。
给我的感觉，他们就是那种文化修养很高的军事贵族吧。从小就是衣食无忧、被伺候惯了的。粮食酒肉都有田庄里的管家按时送到城里来、pa。去田庄主要也是打猎锻炼，不是指着这个吃喝。沙皇俄国治下，《战争与和平》中着力描写的那种贵族。
可相近时期周原上的皇族季历啊，他儿子周文王、孙子周武王、周公旦什么的。可能是因为老祖宗后稷就是庄户人，先人古公亶父又是有名的“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没有那种顶层大贵族的胸襟和视野吧。产业也不算大，所以除了跟着妈妈学点外语，跟着叔叔大爷们学学驾马车射箭。估计平时也得管着家里的奴隶去放羊放牛、种谷子。大概和《尘埃落定》里的土司人家差不多。最操心的还是收成。后来才在神神叨叨的老爹指导下（我总觉得得找倪大红来演），开始和其他部落打仗。一直搬到镐京之后，领导核心集团才算脱离了农牧业生产，仿照商朝模式，建立军校短训班。
即使是这样，周武王进入殷都，对商人贵族训话的时候，也是从种粮食开始谈起的。不是从武器锋利开始讲起的。
就觉得劳动生产锻炼人。整天喝酒，喝到不知今夕何夕，这样的人是容易灭亡的。
四是内部关系从欺诈压迫到周到的礼数。
在本书中，作者重点分析了《尚书·盘庚》篇中对“德”的理解，表明因为商朝的核心统治集团都是聚族而居，拥有自身独立的生产、生活和武装。所以商王要迫使下属来服从自己，就必须要仰仗上帝的权威、用酷刑和好处来役使其他贵族。
从制度层面上，周王朝的王族的内部权力制衡高明得多。一是周天子拥有远超诸侯的武力，“天子六师”，可以“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第二方面对于王权威胁最大的大臣，比如吕尚封到齐地，周公旦封到鲁地，召公封到燕地；第三在都城又有各重要家族的幼子继承大臣在朝廷的职务。形成了内外制衡、彼此制约的局面。这使得贵族内部互相制约，彼此都动弹不得。
同时各地贵族要互相通婚，同姓不蕃。再加上学同一套文化教材，互相见面宴会酬答，都要学诗经。总之维持了两百多年的太平光景。这就挺不容易的。
虽然后来礼崩乐坏了，但这套礼——森严的等级制度一直传下来了。
五是重视新技术的引进转为重视人与人的关系。
但商人这种长于征伐掠夺，也是有它的优点的。比如说对于外部世界特别好奇、学新技术学得特别快。比如说马车这项技术从中亚传到商朝之后，很快就学会用上了。就像蒙古人从中国学会了打造大型木质攻城器械，就用于打西亚。从西亚学会了石油燃烧瓶，就用来打南宋。再想想周文化笼罩下的赵武灵王搞“胡服骑射”，遇到了多少艰难险阻。
到了周人那里，逐步就开始不重视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了。西周出土的青铜器大多数是鼎，讲究古朴雄浑、多刻金文。后来到了孔子那里，就有什么“吾不如老圃”这样的话了。有了新技术，往往会称之为“奇技淫巧”。很多重要的技术往往也会昙花一现。比如登州出土过一盘东汉时期做的石磨，经专家分析，比起后世流传的石磨合理得多，但是没有流传下去。
而分蛋糕的技术和艺术，统治集团下了很大的力气去研究。但我现在对这些没什么兴趣。不想多说。
# 其他的一些感想
其实读了之后，最让我佩服的是现今流传下来的《尚书》《诗经》《逸周书》。经过汉朝和西晋学问家的反复修补，这些流传下来的版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这种文字就应该刻在鼎上。刻在峭壁上。
还有就是这书要是四堂、胡适、陈梦家、傅斯年这些人能看到，他们会多高兴啊。估计胡适能写推荐信，送李硕去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
还有就是人祭什么的，写的人太多了，我也不赘述了。我觉得统治集团思维模式的转变，对现在的影响更为深远。这本书最值得学的，也是对“二重证据法”的演绎和运用。不讲究这些思维方式，而盯牢那些危言耸听的论点，就觉得整本书只是悬疑小说，那就比较像“买椟还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