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享会上的发言记录

1948年钱穆先生应荣德生先生之邀,出掌江南大学文学院,讲学之余泛舟于五里湖上,作《湖上闲思录》。寄情山林,不亦快哉。

然1949年天下鼎革,钱穆先生读到伟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感旧中国终被粉碎。于是抛妻弃子,出逃香港,在新亚书院开始为那个已传承二千二百余年的中国大一统制度辩护。而新中国的缔造者正满怀豪情,写下“天翻地覆既而慷”,誓言要粉碎一个旧世界,创立一个新世界。

1962年,钱穆先生感到台湾省已能“留住老中国”,于是应邀赴台,居住在过云楼。他与徒弟们切磋学问,将自己所思所学传给余英时等入。而钱先生的名气,也有赖这些徒弟传扬。他应于一个学会邀请,作五次门演讲,每次谈汉唐宋明清中一个皇朝,讲述官制、中央与地方、官员选拔,赋税,兵制。苦心孤诣,反复申说,只是要说明,“中国以往政治制度其来有自,绝不能以“专制黑暗”概括”。

这是一种怎样精熟的制度!500万到1200万平方公里里的国土,2000万到四万万的人口。骑一匹快马,不眠不休由北到南需十五天,查一县户口需两月,量一村地需半年。可就是在如此落后的技术条件下,硬是形成一个民族,建一个中央之国。匈奴、鲜卑、沙陀、百越、傣、通古斯,各种形貌各异的人,说同一种语言、都认自己是中国人。一船船粮食沿运河,航行数百里给付一处。不论是广西的山民,东北的猎户,西北的赶骆驼的,子弟读一套《四书五经》,都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大一统下,人们甚至很少想过国家,所体认的是更宏阔的观念——“天下”。

可维持这个天下,又得依靠何其巨大的毅力与办事决心。一个县的户房书办,要年年翻查一两百年前留下的鱼鳞册,要和各路士绅讨价还价,征粮的一个月,每天只睡一两个时辰。皇帝每天要批阅上百本奏折题本,读七万多字、写两三千字。一部庞大的官僚机器,能让一个满纸错别字的妇丈(慈禧)就凭深深浅浅的指甲印,指挥着军机大臣、章京写谕、拟旨、发廷寄。杭州府仁县一个叫杨乃武的秀才蒙冤,他姐姐告御状。就凭深深浅浅的指甲印,他和他的情人小白菜的性命就得保全。浙江一百多名官员撤职。而每年全国要处决的人犯的名单也由她现定。提塘拿到刑部批文,四百里加急赶往各地。批文到手,当地官员才敢砍了已被折磨到奄奄一息人犯的脑袋。没有批文,这名犯人就死不了。这是怎样的强制力。

可如此成熟的制度,当遇到只有五艘排水量一千吨左右的船只,又是怎样茫然无措。皇帝——这个理应当知最多的人——问英吉利可与俄罗斯接壤。你国既女主临朝,可另有摄政之人?关税、航行自由、片面最惠国、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这个人人读四书五经的国度忽然发现天下还很大,这世上不只有不服王化的蛮夷。而这个精熟无比的制度已让人无法看到世界还有多样性。

于是革命。可是1972年,当年写下“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人,还是写了“百代犹行秦法政”。中国依然是那个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而当时钱穆先生已77岁。等到放开两岸探亲,老中国与新中国共存的1986年,他已91岁。他终究没有回到那个念兹在兹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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